翻開監警會的反修例專題報告，有關 6.12 的有五十多頁。隻字未提當日警方平射催淚彈、有人中彈失明等事，卻只「客觀」地描述：當日警方使用了 240 枚催淚彈，有 81 人需要送往公立醫院治理……
老師楊子俊倒認為不足為奇，「無任何期望，所以都無失望」、「我只擔心，一些習慣信賴權威的人，會誤信這些警方為掩蓋自己錯失而作的謊言。」
6.12 當日，楊子俊右眼遭槍擊，之後視力只餘下 2.5 %。因為教師的身分，他不斷被建制陣營狙擊，也就是所謂的 blame the victim。建制陣營攻訐是意料中事，但原來對傷者責怪得最狠的，是傷者自己。
「可以話係我哋做錯咗……因為我哋無好快就出嚟，或者將件事升級，（於是）令警方覺得他們所作所為無後果……」作為反送中運動首批傷者，在楊子俊看來，之後每一位傷者，他多少也有點責任。「如果我一早就企出嚟，會否令他們收斂啲？之後他們用的武力，就唔會咁樣不停升級？」
這當然只是他一廂情願。但這份罪疚感，一年來如影隨形。楊子俊說，至少要到他把一切能做到的事全部做完，自己才會得到「救贖」，「因為我比其他人多一個身分，我係一個傷者。」
「呢一場運動，唔同嘅參與市民，都有佢哋嘅崗位，而我嘅角色，就係一個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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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槍
大抵沒人喜歡描述自己中槍受傷的過程，楊子俊卻一臉輕鬆，「已經講過好多次。訪問啦，同埋處理訴訟，都同律師講過好多次。」他是刻意面對那段經歷，甚至如他所說，要好好「利用」這段經歷。
他正提出民事檢控，控告警方令他蒙受人身傷害，「施用槍械令我右眼失明，係唔合理，亦唔符合守則。」
6 月 12 日下午，警方發射催淚彈，中信大廈外正一片混亂。夏愨道亦煙霧彌漫，當時楊子俊與另外幾名示威者，正站在人群的最前方，與警員遙遙相對，「其實我哋無任何行動，只是後面有些示威者，中了催淚彈要休息，所以我們幾個就望住。」突然，一名警員向楊子俊的方向一指，然後槍口對準，開火。
那一刻，台灣正下著大雨。當時考完 DSE 的 Elise（化名）正在當地旅行，於旅館午睡，突然被朋友叫醒：「你睇睇呢個係咪 Mr. Yeung?」
她是楊子俊當時的學生，現為港大政治學及法學課程一年級生。她憶述，6.12 早上還曾與楊子俊通訊，「那時他還說自己在安全位置。」怎料再見到他時，已是新聞報道中血流如注的一幕。師長中槍，她心情崩潰。「之後成晚，我都無瞓過，望住日出出嚟。」
Elise 說，自中四開始由楊子俊擔任班主任，後來慢慢熟絡，她亦開始幫忙老師編撰通識科參考書。6.12 事後有些評論指，楊子俊必然是有攻擊行為，才會招致警員開槍，Elise 斬釘截鐵地維護老師，「一定唔會啦，佢其實好怕死，做嘢又好小心，一定唔會。」
楊子俊則形容，中槍一刻是難以置信，「係估唔到。因為警方向一個完全唔係攻擊狀態的市民開槍。而且佢唔係向天射，係平射。」他被催淚彈的煙餅擊中右眼和胸口。「當時我就大叫：『我中槍呀』，然後就有人扶我逃離現場。」
之後發展已成歷史。楊子俊一度被控暴動，建制傳媒「起底」，發現他是名校教師，於是「黑教師」的稱呼隨之以來，甚至有人向學校投訴，要求辭退他。
而在他之後，被警方槍械所傷的人，愈來愈多。被傷及眼部的，亦為數不少。
因此他心中有種虧欠。「會覺得自己有責任。如果我一早企出嚟，佢哋（警方）會唔會收斂啲？之後他們用的武力，就唔會咁樣不停升級？」
楊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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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
槍傷令楊子俊的右眼視力僅剩 2.5 %，基本上算是失明。他形容，現時用右眼看東西，會失去了中央的影像，只剩下邊緣位置仍能看到一點。醫生對他說，終其餘生，視力都難以恢復，「已經喺最佳時機做咗手術，效果都唔係好明顯，相信再做手術都唔會有太大影響。」
他笑言，現在工作如果要專心，就會選擇戴眼罩蓋住右眼，「雖然醫生叫唔好，話越戴眼罩，就會越依賴左眼，右眼就會越退化。」本身會駕車，他說車上也安裝了很多鏡片去確保視野，「但都仲算揸到車。」
楊子俊多番強調，自己不是反送中運動裡傷勢最重的人，但肯定較其他人得到更多支援。他坦言，自 6.12 之後，每次示威都有人受傷，但作為「首批」傷者，他無疑得到更多關注。這也令他更內疚，「唔係人人受過傷，亦唔係人人都得到支援。當我有呢個身份，而其他人無，如果我唔去做啲嘢，就係我唔啱。」
「呢一場運動，唔同嘅參與市民，都有佢哋嘅崗位，而我嘅角色，就係一個傷者。」
他說得坦白，就是要盡量「消費」自己的「傷者」角色。他說，訴訟會要求法庭判斷警方使用的武力是否恰當，只要法庭有案例，就有助其他市民索償。「畀警員知道，佢哋使用武力會有後果。」
然後他又再提起，說這其實應該一早做。但他在 6.12 被捕後，被警方以暴動罪控告，故一直有所猶豫，直至去年 10 月底才「踢保」，「律師都叫我唔好搞，因為我越搵證據去證明我在現場，反而越大機會佢會告我暴動，或者非法集結。」受害者變成被告，在今日香港已不是新鮮事，「佢傷害咗我隻眼，反而用暴動罪告我、嚇我，令我唔敢做啲咩。」他語帶無奈。
雖然成功「踢保」，但近來也有人在踢保後再度被捕、被控，訪問當日，國安法尚未壓港，但大家心中明白，懸在頭上的刀，從未挪開半分。對此，楊子俊說法其實很「大路」，「呢場運動入面，好多人比我犧牲得更多。我本身教書嘅，見到好多後生仔，可能已經坐緊監，亦可能還押緊，就覺得我點都要做啲嘢。」
其實他不過三十，也算是個「後生仔」。這一年來，他的全名、住址、電話號碼全都被公開，也持續收到滋擾訊息。但他堅持說，比起其他「手足」，他算不上甚麼，「我只係畀人恐嚇，有好多人真係上咗前線，畀警察打、的咗入警署，受到不合理對待。」
他頓一頓，像是把畫面「拉闊了一點」，帶點禪味地說，「人生都係好短促，如果可以為一啲有意義嘅嘢，犧牲少少，都唔介意。」
「佢對住外人實講到好似好無嘢咁。」楊子俊的舊生 Elise 笑說，「但其實佢好驚死。佢同我講過，話驚自己有一日會被人暗殺。又話驚累到其他人。我有問過佢，咁你仲做？佢就話咩人生好短促呀，要 do the right thing 之類。」
記者間常打趣說，有些受訪者會開「聖人 mode」：說自己不怕死，不懼打壓，只是一片赤誠「為件事好」。但人終究是人，怎麼可能不存恐懼。Elise 剖開師長的堅強包裝：「外人以為佢好冷靜，其實佢都會躁，會驚，最驚連累到身邊嘅人。」她續道，「有時你見佢個樣無嘢，但好大力咁撳筆，就知佢發緊脾氣。」Elise 又說，當時楊子俊自警署離開，右眼仍是黑腫一大片，他對在場朋友們說的，卻是「抱歉讓大家擔心，覺得過意不去」，「佢總係唔希望自己做嘅嘢影響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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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道
傷者以外，楊子俊另一個身分，是名校拔萃女書院的教師。即使說，當訴訟塵埃落定，他可以從傷者的角色中解放，但教師這個角色，他已決定演一生。「政權明顯從教育入手。好似要查老師、查學校，查完都唔夠，仲要再去警告老師。咁嘅壓力之下，教師仲可唔可以維持良知，將正確嘅嘢話畀學生聽？」
他口中的「查老師」、「查學校」，早已再擴展為「查試卷」。之前歷史科考題被刪，教育局斥「只有弊沒有利」，作為長期置身風眼的通識科老師，楊子俊不諱言，對通識科的未來也「好擔心」。「我諗教育界係要主動啲去爭取」、「如果香港嘅主流民意，都覺得通識科係好嘅，或者教師係唔應該受政治審查嘅，其實政府係咪應該聽從人民嘅意願呢？」
教育局不住重覆，說教師要恪守「政治中立」，楊子俊卻認為，教師要打破「政治中立」的迷思，「我認同要中立，但如果有反對政府嘅聲音，就唔畀講，唔畀學術上去了解件事，咁呢啲係噤聲，唔係中立」、「教師應該係幫學生去了解社會上唔同嘅嘢，畀佢哋去判斷，搵到自己嘅立場。呢個先係教師嘅中立。」
歷史題風波如火如荼時，考評局負責通識科的兩名高層又突然請辭，辭職的理由眾說紛紜，但其中一人在數日前，因為在個人 FB 上罵了一句「林鄭滾蛋」，被建制媒體口誅筆伐。楊子俊所說的保持中立，知易行難。
「有時係有啲灰心，就算我教得幾好，都可能只係令佢哋過到一個考試。但在咁風雨飄搖嘅年代，唔止係教知識，都係要教人。」他承認，漫天幽暗，有時自己也會灰心，「好似自己做嘅嘢無意義咁。」
但他說，相比起年輕人，教師其實沒有灰心的空間，「而家嘅年輕人係非常慘……有人會責怪佢哋，話『我哋以前都好辛苦啦』，但我做教育工作，就會明白，其實大家追求嘅嘢唔同……佢哋唔止係要物質層面嘅嘢，都要一啲精神層面。例如社會要公義，令佢哋有機會自由發聲……但社會氣氛話佢哋知，未來係更黯淡。」
因為意外「揚咗」政治立場，有時會有學生找他談時政，「都因為佢搵唔到人去傾。」他看到學生們，因為家庭、或是自己的無力感而深感痛苦，「就覺得我更加要做多啲嘢，令呢啲後生仔唔使咁痛苦。」
「所以話咩『學生要讀書唔應該參與社會』係唔啱。個社會未來係屬於佢哋。」
Elise 則表示，因為楊子俊的緣故，她有意在未來當教師，「可能有人覺得，讀 G Law 去教書好似好浪費…」她就讀的港大政治學及法學雙學位課程被奉為「神科」，收生要求接近「滿分」。「…同學都好似係想做啲搵錢嘢，但我都好想將啲價值觀傳落去。好似將佢（楊子俊）嘅嘢延續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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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
訪問時的楊子俊正經八百，甚至有點不苟言笑。但另一方面，他在社交媒體不時發表「地球 post」，評論時政，也參與不少抗爭陣營的活動，例如在集會時上台發言。Elise 說，她最初認識的楊子俊，便是一個「怕醜、唔講嘢」、「對教書、自己嘅專業好著緊」、「會閉關一個月寫參考書，咩都唔理」的人。簡而言之，他其實不是「抗爭者」類型，亦不是一個「政治人」，就是一個平凡的，「好識教考試」的教師，「總之你跟佢做，你就會高分。」
但自去年開始，一次次的站台，受訪，出 post，到現在，這個老師卻已成了舊生眼中，「抗爭界的 KOL」。「我覺得，如果可以畀佢揀的話，其實佢會寧願做番小薯，做番自己嘅嘢。但好似佢所講，佢唔做，就無人做，好似司法覆核，私人檢控呢啲，唔係好多人願意做。」
楊子俊自己則說，驅使他挺身而出的，是內疚感，「做完手術，要 24 小時趴喺屋企，唔可以出去。但出面有咁多人，做緊咁多嘢。」
但政治就像泥沼，不知多少人想著可以輕輕淌過，最後卻身陷其中，不能自拔。Elise 說，對老師的原則有信心，但如果有一天，發現他變成了一個政客，她會大聲提醒，「我會同佢講，我覺得你變咗。政客同 social（跟別人應酬）都唔係你想做嘅嘢。」
「或者有一日，無記者搵佢，佢用盡咗自己嘅身分啦，無人再識佢啦，佢先可以做番自己想做嘅嘢。」
楊子俊
撰文｜劉偉程
攝影｜Fred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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