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歷史科試題引發連環效應,教育界身陷風暴核心。教聯會、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教育局、《新華社》、《人民日報》、特首林鄭月娥,連番炮轟,其中一種批評是,討論抗日戰爭的利弊,即傷害民族感情,部分評論指年輕人缺乏愛國情懷,是因為國情教育不足所致。歷史教育和民族連結在一起,對部分中史老師來說,在這樣的爭議聲中,教學已經要面對「動輒得咎」的挑戰。

任教中學中史科近四十年的何老師(化名),形容現時教學「如履薄冰」,說到未來情況,以「動輒得咎」作為總結。「整個科目都牽涉到政權,簡單如改朝換代,已是政治,如果我站在執政者角度,相信中史和歷史科目所教授的內容,就是最關鍵要處理的東西。」她估計,歷史科試題風波可能只是序幕,接下來中史科教學路上將會遍佈地雷。

教學變得不再純粹

毋庸諱言,在試卷風波的背景下,人人鬼影幢幢,稍稍直抒胸臆,可能都怕引起風波。何老師接受訪問時不便露臉或刊出真實姓名,可見一斑。訪問順應她的意思,約在一個開揚的地方。她踏着一雙高跟鞋,搬出一堆黏滿便利貼的教科書,把課程教學指引攤在桌上,指出重點讓攝影記者拍照。

她希望在這時候為歷史教育工作者發聲。「我還有幾年就退下火線,不怕丟失飯碗,但年輕老師還有很長的路。」她說。教授中國歷史多年,她自言感受到近十年的教學愈來愈不純粹,彷彿多了要宣揚愛國的政治任務,因為教學指引表明要教《基本法》和培養認同感。

歷史科和中史科都述及中國,但中史科以中國做本位,從民族出發,重視治國平天下;而歷史科則較宏觀,視中國為世上其中一國,着重批判思維。她舉例解釋,當中國四出征伐,中史視為武功高強,但對歷史科來說,這是侵略主義。歷史科視抗日戰爭為二戰其中一個戰場,但在中史卻不一樣。

有人以為,教中史科就等於排外甚至培養「大中華膠」。試題風波中,教聯會副主席穆家駿自是「中史人」出身,他第一時間批評出題者是「漢奸」。問何老師,若題目出現在中史科而不是歷史科,是否更難展開討論,她卻反問,有何不可。「一個學科要完全照顧民族感情,要求未免嚴苛。」她認為,若那期間出現過日本侵華,就不能談論戰爭以外或戰爭之前日本對中國的其他影響,講那些好處就是美化日本,禁止評論利弊,反而等同扭曲了現實,偏離了中史科的原意。她指出,中史科的意義在於讓學生認識中國史實,而非盲目認同。她留意到,考試從二〇〇一年開始增設立場題,如評價唐玄宗應否為安史之亂負全責,但近年幾番削減。最初覺得是遷就能力較低的學生,但風波後回望,她覺得改動可能另有原因。「是否不想學生有立場?」如果意識形態掛帥,那麼,學生固然受影響,首先受到衝擊的卻是老師。

經此一役,負責設計校內試卷的她,坦承心口再無法掛個「勇」字,不得不從政治考量來再三審視題目,調整試題字眼。原先擬定的題目問政策是否對國家「不利」,最終改成是否對中國「有利」,免得白紙黑字給人口實。「當他們要求出題者政治中立,其實自己卻在設立框架,他們反而有自己的政治考慮。」她幽幽地說,日後看待中國歷史,用字得萬分謹慎,可能要避免負面詞語,包括鎮反運動、反右鬥爭、三面紅旗等近代中國歷史。

中史新課綱去政治化

她自言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強化社會文化,教學生熱愛中國,是必然的,我算是賺了二十三年吧。」時光倒流到九七回歸,一場暴風雨,她以為大限已到。沒想到課程反而放寬,由奉行在港離散華人學者的道德教化,變成詳近(民國後)略遠(中上古),課堂上多了論證及批判訓練,學生不再不問世事。

現時課程正是沿用九七版本,事隔二十多年,初中歷史課程將於今年九月改革,獨立成科。四年前的第一階段諮詢,「治亂興衰」刪去「亂」和「衰」,只剩盛世。何老師和朋友羣起反對,在研討會吵得面紅耳赤,才成功爭取撤回決定。後來他們在厚厚的問卷上寫上不滿:課程涵蓋太廣、加入的文化史如敦煌石刻太深、《基本法》不知怎教、要求保留六四事件等。

「我覺得諮詢多少次不是關鍵,問題在於他們聽不聽。」新課綱最終倒退回港英時代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加插大量社會文化史、《基本法》,少談政治史。六四事件及六七暴動本來僅餘的兩句,將片甲不留。*她指出,課程同時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建國後直落文化大革命,中間幾十年完全留白,改革開放不提官倒(官員倒賣緊張物資)和貪腐,不提知識分子上街爭取改革而觸發當局鎮壓,繼而爆發六四事件,結果只會給學生這階段的中國全盤成功的印象;現代史剪成斷代史,切斷歷史和當下的聯繫,失卻連貫性,令人摸不着頭腦。

(*被問為何不教六四事件和六七暴動,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解釋,不會將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放進去,一定是大歷史事件才放進去。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陳碧華亦稱,不能放大政治議題而忽略其他社會、經濟及民生史事。)

新教科書論秦朝統一的章節,加插了「香港納入版圖」要點,部分出版社的教師用書用紅字列明這部分是配合《基本法》教育。

每次課程綱要推出,都引起爭議,主要是老師和學生參與程度不足,部分教育人士指課綱未必合師生需求。她說,這是香港教育的怪現象,例如新課綱將15%課時的香港史和《基本法》零碎地滲入中史主軸,強調中港關係密切,但是,課綱不斷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反而客觀地將香港本身的發展視為附屬品。她指出,中一新教科書論秦朝統一的章節,加插了「香港納入版圖」要點,說秦始皇征服嶺南,設置南海郡,而現今香港一帶正歸該郡管治;另一課堂練習,探究史前隋唐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則是為了再次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的說法。

她說,身邊有老師提早退休,就是因為要教《基本法》,以前這部分只寫在課程指引當補充單元,如今卻滲入課程裏。教授《基本法》的難處是,裏面寫明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但環顧現實,部分老師連自己都不相信這些得到切實保障,又怎能照本科教授《基本法》。她長嘆一口氣,從課綱修訂、教科書評審到考試風波,行內人專業意見一直都得不到重視。她不諱言,內心曾經擔心因言賈禍,但很快內心有另一把聲音提醒她,既然未有法例禁止發聲,趁現在還能發聲就應繼續發聲,趁還能教書就應繼續教書。有些事,課本不說,老師噤聲,學生就永遠不會知道。

齡記出版的《新探索中國史》特設兩整頁「基本法連線」主題探究,大標題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的說法可信嗎?」,列明學習目標是要「印證」《基本法》序言的說法。

中史科包含獨特的人味

她回想自己擔任老師的初衷,就是為了傳道、授業、解惑。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很多人做銀行、秘書,或者空姐,她選擇了教書。當時剛踏出社會,滿腔熱誠,希望透過教育為年輕人帶來思維改變。結果,做了四十年。入行容易,難在堅持。

多年來,中史科一直處於弱勢地位,選修人數一直苦守約六千人的關口。她酸溜溜地說,原因簡單,太多選擇,這科沒什麼前途,又沒有模範答案,讀到「嘔血」,以功利角度看,很不划算。「但長遠來說,人生是沒有model answer的。習慣自己探索答案,未來遇到人生的異變,會招架得容易一些。」她說,選修中史的學生大多真心喜愛歷史,與分數無關。初中生剛升上中學就接觸歷史,想法會較成熟。

「當學生眼仔碌碌地看着我,聽我說歷史故事,之後啟蒙了社會觸覺,像脫掉龜殼般走出課室,作為老師很有滿足感。」她的雙眼笑成兩彎月:「我教語文科沒這感覺,但中史是回歸到人的根本,再應用到自己生活身上,看到新思維。」

例如教文革時,她會問:「假如生於這年代,你會成為紅衞兵嗎?參與批鬥老師的時候,你是什麼感受?」讀到帝皇將相,會問周邊的人對帝王有什麼回應,朝代更替時,會問低下階層怎樣受到影響。

打開中史書,四個字組成的套語當道,「軍閥割據」、「吏治腐敗」、「宦官當道」……每個朝代的結局不外乎幾個詞彙。「但是,可能人就是這樣,不停重複再重複錯誤。所以政治腐敗經常在書裏出現。」當初她受中史啟蒙,讀大學時啃過許多書,現在對比現實,終於明白,書籍上寥寥數筆的「第一點政治腐敗,第二點社會混亂」背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治世讀經 亂世讀史

這幾年,有關中史科的爭議不斷。四年前開始,中史科被納入「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包括課程策劃、共同備課及組織活動等。加上教材審查、課程變化,何老師說,難免替接班人憂心,更怕有天學校安裝閉路電視,全面監控。

「如果說沒有恐懼,是假的。活了這麼久,唯有學聰明一點,早些備課想詞彙,上課一眼關七,課室沒錄音和鏡頭,我仍有空間說弊處。」她心裏有一把尺:「假如去到我沒法控制的機制,就唯有什麼都不說,依書直教。」她擔心,一個中史老師被迫離職,將影響整個科目。她估計未來妥協的同業將會很多,笑言歷史若真的因「國情」而「撥亂反正」了,未必建議學生繼續修讀。

她說,假如這個科目要迴避所有關於中國的陰暗面,只是宣傳民族情感,以後學生要不問情由支持中國的一切,她會感到極為痛心。問她,一個人若逢亂世,為何仍要讀史;何老師深呼吸,思考良久,答道:「亂世,不一定要讀中史,但要讀人文科,去認識自己,了解人。我不敢保證學習歷史就學懂自處,尤其在艱難的日子。過程是痛苦的,但至少如果有人要控制你,你會知道,不會盲目相信別人要你相信的。」

她說,只要未去到被全面監控,她會繼續教書。四十年,她相信,自己一直守住了中史,守住了教育,也守住了她內心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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