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10 日，將軍澳壹傳媒大樓，出現香港記者協會稱為「第三世界」才見的景象；當天早上，警方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多名高層後，二百警員操進《蘋果日報》新聞編採部門大搜查，乃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最高調、最大型的拘捕行動，引起國際關注。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外國記者會（FCC）前主席瑞凱德（ Keith Richburg ）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指警方今次搞一場「大龍鳳」（big show） ，是想向外界展示將嚴厲處理《國安法》案件，起「震懾」之效，並意圖令新聞界噤若寒蟬。瑞凱德期望日後記者採訪時，不會故步自封或自設紅線，反而是不斷嘗試「踩界」，直到被人阻止，「除非有人跟我說訪問黃之鋒、羅冠聰是犯法，否則就繼續訪問他們吧！記者必須無畏無懼（gutsy），而最危險的事情就是記者自設『紅線』。」
《國安法》猶如盤據頭頂的毒蛇
瑞凱德投身新聞教育前，為《華盛頓郵報》工作逾 30 年，當過多個城市的主編，包括北京、巴黎、紐約、菲律賓、印尼雅加達和肯雅內羅畢。瑞凱德回想起 97 年香港回歸時，與其他外籍記者一同在酒吧討論：「你猜要多長時間，中國就會『搞禍』這個地方？（How long do you think it’s gonna be for China to fuck this place up?）」。他憶述有些人說還有 5 年，有些人說 10 年或 20 年，最樂觀的會說 50 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終有一天中國會「搞禍」香港，而這一天已經到來。
瑞凱德 2009 年至 2013 年間曾駐華，曾居北京與上海。瑞凱德稱，中國人與恐懼共存，會擔心與記者談話，每當他到內地採訪完畢，直通車一回到香港境內，頓時鬆一口氣。
有一位住在廣州的美國人曾跟他說，生活在中國就如住在一所天花板有吊燈的房子，吊燈上盤據一條大毒蛇。他稱：「你須在那兒吃早餐、午餐，那條毒蛇會盯著你。你永不知道牠甚麼時候會下來，但你知道牠永遠在那裏，所以你要踮著腳尖走路，保持安靜，不可挑釁牠。」
這條「毒蛇」在香港何處？瑞凱德指著天花板，笑言：「已經在這裡」，他指「毒蛇」來襲迅速，明明 6 月 29 日還未見影，突然間 7 月 1 日起來便發現牠已盤於吊燈上了，令人感到難以置信。不過經過日前拘捕黎智英行動後，相信港人已經親眼確認：《國安法》經已殺到。
他憶述中國時的經驗：「他們會邀請你『喝茶』，向你解釋一些你『不明白的事』」，中國政府會告訴外國記者要小心，確保他們不會「踩界」。至今他仍是假設特區政府不會立即拘捕記者，會先給予警告。而若然情況變壞，他認為外籍記者越過「紅線」最多只是會被逐出境，本地記者卻有較大機會有被捕及入獄風險。
有關「紅線」，他指其實每個國家都有「紅線」，譬如在德國不可讚揚納粹，在泰國不可批評泰王，在伊斯蘭國家不能批評先知穆罕默德一樣，傳媒都能明白。瑞凱德指，相信條文是故意定義不清，當局就能按其所需，自行定義，但他仍希望港府明確講清楚「紅線」，「什麼可以報道、什麼不可以報道，至少清晰地說出來，否則記者只能猜測」。
條文定義含糊不清
2018 年，時任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主持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的午餐會演講後，申請工作簽證續期被拒，被迫離港，掀起國際關注香港言論自由狀況。瑞凱德更在《南華早報》撰文指「香港之死」來臨，表示擔心香港的未來。事隔兩年，他笑言當年人們都說他誇大其辭，今天終於可跟他們說一句「我早告訴你了（I told you so）」。
他指馬凱只是負責安排及主持午餐會演講，甚至演講嘉賓亦並非他邀請的，卻受到懲罰，不禁令他思考，是否在安排的活動中一旦有嘉賓說了一些中國政府不中聽的話，例如訪問對象說出「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就會被問責或定罪。
瑞凱德經常獲邀主持論壇和講座，他表示早前主持了 FCC 一個網上訪問，與早前推出新書大爆總統特朗普內幕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John Bolton），談及香港現況、中美關係等。他表示無法預計對方將會說些甚麼，亦曾擔心博爾頓若明言「我們應該制裁中國」，自已會否因此被中方入罪，「他們會說是我的錯？我不知道，但我真的有這樣想過：如中國不喜歡這答案，他們會因我發問而怪罪於我？」
根據《國安法》條文，四大罪行包括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瑞凱德認為條文含糊，無法理解條文的字面意思。例如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指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等罪行，他質疑「是指他訪美之行？我們至今仍未見到任何證據」。
瑞凱德又以大學運作為例，國際組織不時會付款委託大學開辦課程，全程透明公開，而美國領事館也有給予資金，從外地邀請嘉賓，到大學及外國記者會演講，「這樣是否就算是『勾結外國勢力』？我不認為是，這些都不過是正常的學術交流。」
他認為面對如此含糊的條例，唯一可參詳的就是中國現行的《國安法》，但內地例子讓他看不見任何希望，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為例，他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終被判入獄 11 年，「（內地）就是使用含糊的條例，去拘捕他們想拘捕的人。」
警方只讓「可信任媒體」採訪感震驚 當年官員：「你說你是記者，就是記者。」
近來，不少網媒在示威現場採訪時，頻密地受到警方阻礙，如要求出示記協證。而警方搜查壹傳媒大樓當日，多間傳媒被拒在外，包括《香港電台》、《美聯社》、《法新社》、《立場新聞》及《獨媒》等。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專訪中，表示正試行新措施，只容許「可信任媒體」進入封鎖線範圍工作。
瑞凱德對此感到震驚，他記得當初來到香港時的一件事，政府新聞處的職員聯絡了他以及另外兩名美國記者午膳，他問那職員如何在港取得記者證，職員答他，香港沒有記者發牌制度，並指「我們有新聞自由，你說你是記者，就是記者。」
瑞凱德說，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記者發牌制度，也不應由政府或警方決定哪一間傳媒的「可信任度」，市民需要的是能監察政府的的媒體，「這令人震驚，香港是一個有民主傳統的地方，不應由官員這樣決定」。
但如今，他指自《國安法》實施後，至今不過短短 40 多日，香港已變得難以辨認。
港府近日在研究記者發牌制度，他認為明顯地是用以控制記者，限制新聞自由。他續稱不少地方也有設記者發牌制度，以紐約市為例，當地警察部門負責發牌，獲發牌照後記者的權限大增，可進入封鎖線內採訪，但港府的如意算盤，卻是以此為限制記者採訪的工具。
他指一旦設立制度，自由工作記者、學生記者將不獲發牌，因而難以採訪，而現時已是無法定義誰是記者的年代，就如觸發全球「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美國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員跪頸致死一案，片段是由路人以手機拍攝，真相才得以曝光，現在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機在手都可以成為記者。
最危險是記者自設「紅線」 真相仍是最好的防衛
他提及上月離世的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領袖劉易斯（John Lewis），這位曾 44 次被捕的國會眾議員留下一句名言：「有時候你總要惹上一些麻煩事，只要那些是好的麻煩事（sometimes you gotta get into troubles, as long as they’re good troubles）便可」。他指香港記者也應學習如劉易斯般惹上「好的麻煩事」，雖然「毒蛇」、「紅線」俱在，但瑞凱德希望此時此刻，記者進行採訪時，最重要的是不要故步自封。
瑞凱德說：「我想有些人已在保持謹慎， 我希望記者不要變得膽小，及進行自我審查」, 也不要避免撰寫較敏感的題材；他寄望記者繼續準確報道，不斷嘗試「踩界」，直到有人「你不可這樣做」才停止，「除非有人跟我說訪問黃之鋒、羅冠聰是犯法的，否則就繼續訪問他們吧！記者必須無畏無懼（gutsy），『紅線』將永遠存在…而最危險的事情是記者自設『紅線』」。
他又稱:「若然我們開始自我審查，那他們就贏了」, 屆時警方完全無須執法，眾人已因恐懼而自我審查。
在《國安法》陰霾下，他堅持真相仍是最好的防衛，報道要客觀、真確、持平，也要包括多方觀點，例如報道去年「反修例」運動，他認為除了訪問者示威者外，也必須加入當局和警方的回應。就如他在北京時，每次寫一個故事時都要去信中國外交部，向他們索取意見。連他的助理都跟他說「他們不會回應的，這樣做浪費時間。」他則回應道：「我知道是浪費時間，但我希望在記錄上所顯示的是我們至少有嘗試。」現在的記者也是一樣，他相信大家要平衡兩邊的聲音，若對方不願回應，那就嘗試加入他們之前的說法，除了豐富報道內容，也令報道「滴水不漏」、令人難以攻擊。即使被認為是「老派作風」、「老派人」，他仍強調客觀、持平的重要。
警方搜《蘋果》記者堅持直播 「這是真正的勇氣」
針對國安法中所指的國安部門可監聽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瑞凱德在北京時聽說過有些在當地的美國私人企業在商量下年新型號或定價時，整個團隊會坐飛機到韓國，在機場酒店訂下一間會面室在那兒開會，以防止被中國監聽，而會議結束後便立即返回北京。他笑稱，或許香港記者將來要訪問較敏感的人物時，也要購買好機票；他說：「以前根本不用想這些，但香港記者要適應新常態」。
今年 7 月 17 日，瑞凱德向師生發電郵，指《國安法》釋義「故意」含糊不清，不明確劃出「紅線」，逼使所有人採取防禦態度，令包括記者及學者在內的人士，因恐懼而自我審查，影響新聞和學術自由。他強調，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不會作任何改變，將繼續培訓新一代記者。
以往新聞系所教的一套可能不再管用，如記下所有受訪者姓名、拍下受訪者的照片等，在國安法下有可能成為入罪的證據，今年 9 月開學時，瑞凱德希望能幫助學生好好裝備，面對新的採訪挑戰，特別是如何把將採訪資料保密、保護消息來源、內地及極權國家記者常用的實戰採訪技能等。而他在內地採訪多年，從不用錄音筆，單靠記憶及筆記，以減風險，「在咖啡店與受訪者交談，只記住重點」。他提到有時候也要用到老派方式，可能要在寫一個故事前跟 15 個人對話，讓政府部門無法得知是 15 人當中的哪一人提供了較敏感資訊，來分散風險。
他表示最為重要的，就是要保護消息來源和採訪資料，日前警方搜查《蘋果日報》採訪部時，從直播可見警員翻查記者枱上的筆記和資料，對此瑞凱德感到不滿，不過亦反映出警方會以《國安法》「為所欲為」。
現時政權正用盡全力壓制反對派聲音，瑞凱德指，市民需要記者追訪去道出真相，「若非記者去做，誰人會去做？」，他期望有更多記者即使面對《國安法》，仍敢於挑戰底線，繼續報道。
8 月 10 日，瑞凱德也有追蹤大隊警察搜查《蘋果日報》的直播，有一幕他還記得：《蘋果日報》的編輯記者堅持與警方爭辯，捍衛直播搜查行動的權利，讓公眾能看到警方的行動。這群記者們展現的勇敢，令瑞凱德感到無比振奮，印象深刻，「這才是真正的勇氣（real courage），我期望有更多人能學習到」。
（採訪、撰文：實習記者劉倩怡、記者 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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