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算不算性騷擾？」
教育訓練的主講者提出幾個案例，要大家參酌思考。120 分鐘裡，我們反覆探討著乏善可陳的性騷擾態樣與偉大的立法進程。
我不禁納悶，以事後截堵的角度去談論這個議題，實質上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
或許我該帶著戲謔笑看課程如是復古與荒誕，但身為一位深刻的性騷擾受害者，我感受到的是更多的絕望。
「主觀感受到不舒服，便是性騷擾」──道理誰都懂，但僅止於此卻遠遠不足以讓你學會如何自保。
界定性騷擾的難處，在於對當事人而言有種不確定性，更牽扯著許多複雜的心理、社會層面因素，絕非單純淺薄的「是不是」、「告不告」、「要不要讓對方好看」便可了結。
種種概括扁平式的情境探討，都不如告訴你「覺得不安時，記得開錄音」一句話，來得有用。
性騷擾的「文化」
那一天，學校的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派了兩名調查員向我問話，他們十分不解，為何我前幾年從沒提出申訴？
日本在學的五年，指導教授對我的談話好比光譜，由淡黃走向艷黃。一開始我的日文不好，感受不出談笑間的晦暗，只見同學們笑我也跟著淺笑。然而，待我日文好轉到能夠嗅出一絲不妙氣息時，場面已失速地斜下那方去了。
「唉呦，拜託妳那是什麼輕蔑的眼神。」
「妳尺度那麼窄，怎麼可能做好社會學研究。」
在種種我不願再覆述的「黃腔」過後，教授仍時不時地嘲弄。
一開始，班上人數還算多，我總能夠巧妙地閃躲甚或不理睬，然而升上博班後，越來越多的單獨指導，讓我變得難以忍受。課前異常焦慮，課後無法入睡，週週如是循環。
提出申訴嗎？但眼看自己離校在望，前半段都忍了下來，若提出申訴，這下不就前功盡棄？每當情緒大暴走時，我總這樣按住自己。
我尋求著同伴，問了同學、同樣在日本生活的留學生們，他們不外說著：「日本文化就是這樣，反正你就聽聽笑笑便是。」
如果這是「文化」，別人可以忍，為何我不能？吞不下的後果會是什麼，是否承受得起？我不只一次如是反問著自己。
台灣的「文化」又是什麼？
回來後，類似的困擾又同樣地壓迫著我，他們對我說：「台灣人本來就比較沒有距離意識，所以常常靠太近，免不了有些小碰觸，這就是台灣文化。」
所以這應該不是性騷擾吧？應該是我被騷擾怕了，成為驚弓之鳥吧？我再度陷入自我懷疑的情緒之中。
事實上，面對性騷擾的情境，你永遠無法做好充足的反應與準備，更荒謬的是，有時甚或得藉由同一個人反覆堆疊各式不舒服的經驗後，才能就此認定「性騷擾無誤」。
性騷擾帶來的不僅止於當下的不快，更多的是情緒上的煎熬與後續引發的創傷。正如我的同學曾說過一段話：
「有時候沒有立即發聲，心裡其實是想著是不是誤會呢？是我想太多了嗎？要不要再看清楚一點？這樣算嗎？會不會太小題大作？我該說什麼？他有武器嗎？
然而即便道理都懂，即使內心已演練無數次，告訴自己下次再這樣就要⋯⋯！但也許不同的情境，又會令人再重複一次內心的糾結而開不了口。又或許開口了，仍須面對更多自己和旁人的『應該不是吧』，也說不一定。」
性騷擾的情境是流動的，該如何正視或覺察自己處於「不舒服」的狀態？
舉例而言，團體氛圍可能是性騷擾的催化劑：
總有一個場景是，領頭者開黃腔「暖場」後，大夥兒紛紛應和跟進。在一個歡欣鼓譟、尺度大開的氛圍之中，你會冒著被貼上假正經的標籤提出抗議，還是會選擇沉默不語？
又譬如，所謂的「性騷擾迷思」：
「我的男性朋友偶爾會問候我的胸部近來可好。」
「我的男下屬喝醉了趁機牽了我的手。」
前者聽起來「像是」性騷擾，後者要是小鮮肉「就可以」──不少人給了我這樣的答案。
然而性騷擾是主觀的感受──真實情況中，前者當事人覺得和對方熟到無所謂，什麼話都可以說。而後者當事人卻礙於自我年紀和自尊，難以制止所謂令人欽羨的小鮮肉，自己最後成了受害者。
把發言權還給受害者
「反正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身為男性，被女生騷擾應該也還好吧」⋯⋯真是這樣嗎？
即便你個人自覺如此，但是否意味著全體男／女性都和你有一樣的想法？這種二元化的劃分，以自我主觀揣摩受害者的心境，不僅輕忽了受害者自身的感受，更可能導致受害者陷入情緒上的矛盾糾結、隱匿不敢言，即便求助，旁人的眼光亦會讓受害人面臨到所謂「雙重傷害」的處境。
性騷擾和人數、場域、關係、權力等結構相生相倚、盤根錯節，既不是帶入一套公式便可求解，亦非區區幾小時的教育訓練即可速成防範，更遑論待事件爆發後「全民獵巫」，就可以根除杜絕。
防治教育應該落實於日常之中，透過不同情境的探討獲取大眾的正視，而不該演變為流言蜚語的八卦串聯或桃色糾紛趣聞。
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該從最本質的同理心開始做起──唯有透過同理心才能學會性別尊重，讓受害者獲得支持的空間，勇敢為自己發聲。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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